高校资源整合与创新渠道再造的几点思考

作者:副院长 孙云早


一、成立中国公路学会交通院(校)长委员会的客观需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系列举措的重点。

2014年,国务院接连出台4个有关科技工作的文件;全国人大也在组织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2015年3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我国已经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无前例的重新构建国家科技创新工作体制机制之改革。其特点就是———这次科技改革力度空前、涉及面广、影响深远。
我们面临着这次改革所带来的诸多新问题、新情况。例如:
一是中央财政把分散在40余个部委办局的近100个各类科技计划统一整合为五类计划,归口科技部管理。今后,交通运输部只负责交通行业相关科研项目的“两个端口”工作,前端就是立项由过去的交通运输部自主立项转向积极组织做好重大科技需求梳理,联合有关部门,提出重点专项建议,编制重点专项实施方案,并梳理提出年度项目申报指南,争取在国家科技计划中立项获得支持;后端则是联合科技部强化对有关重点专项组织实施的协调保障和监督评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二是政府不再直接管理项目,由专业机构管理。今后,交通运输部在科研管理上不再负责具体项目的立项和管理,而是研究思考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交通运输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政策和布局问题。
三是交通运输部是交通运输领域唯一参加科技部的部际联席会议的承担单位。意味着交通运输行业在今后有关科技需求和科技工作中,要统筹考虑各种运输方式的需求,要从综合运输的思维谋划科技工作。
四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点专项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解决当前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和突出问题。今后,交通运输行业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在谋划科研项目时,要由过去“主要立足于行业”向今后“更加面向国家战略”转变,首先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思考科技需求必要性和紧迫性。
五是重点专项要聚焦事关产业核心竞争力、整体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安全的重大科学问题、共性关键技术等。今后,交通运输行业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再单打独斗的提出单个工程建设技术问题和需求建议,将很难获得国家科技计划支持立项,必须要由过去“主要突破工程个性技术”向今后“解决关键共性技术”转变。
六是重点专项要从基础研究、前瞻性研究、应用性研究的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形成围绕某一领域的重大项目群。鉴于交通运输点多、线长、面广,特别是基础性研究不足,因此我们关注单点技术突破多,从基础研究、前瞻性研究、应用性研究的全创新链条上来思考和梳理科技需求的难度较大。今后,我们必须要组织交通运输行业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形成诸多协同创新联盟,进而提升我们“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形成围绕某一领域的重大项目群”的科研组织能力和水平。
中央科技改革举措对于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盘活财政科技资金存量具有重要意义,将形成我国科技创新工作的“新常态”,对交通运输科技计划、资金配置、项目组织实施方式和科研管理等都将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在这个历史关口,中国公路学会成立交通院(校)长委员会可谓是客观的需求!
二、成立中国公路学会交通院(校)长委员会的客观必然成立中国公路学会交通院(校)长委员会恰逢其时,也是客观的必然———现代科技与学科融合的必然、优化配置大学资源的必然、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必然。
1、现代科技与学科融合的必然。
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各学科将不断地交叉、综合,任何高科技成果无一不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晶。尽管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所有学问都是应当深入钻研的,而且都应研究到最高水平,但每一所大学都很难做到各个学科全面发展,只能是有选择地重点发展某个学科或某些学科。因此,大学要增强科学研究能力,就需要与其他大学、企业、科研院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推进、共谋发展。
2、优化配置大学资源的必然。
大学联盟既可以优化配置大学资源,在学科专业上错位发展,在同一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上错位发展,避免大学之间对有限资源的过度竞争,又能够创造一种开放和相互激励的氛围,融合各大学的核心能力,形成某种聚合效应,从而提高院(校)长委员会中所有大学的整体实力。如:美国的常春藤联盟、五校联盟、CIC大学联盟、英国的罗素大学集团、欧洲的科技型大学联盟、澳大利亚的八校联盟、科技大学联盟、创新研究大学联盟、加拿大的大西洋大学联合会,等等。因此,协同不仅作为一种理论被广泛认同,更已逐步成为各国高等教育(高校)发展战略的具体实践。
3、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必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提出,要“推动高校创新组织模式”,探索高校合作发展机制,“加强学校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作等多种联合培养方式,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
三、成立中国公路学会交通院(校)长委员会的功能建议建议在中国公路学会领导和协调下,努力打造交通院(校)长委员会与学会各个专业委员会等会员单位协同创建成为———1、“高校资源共享与创新渠道再造”的智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现代治理结构下,对于政府来说,提供政策咨询意见和决策已经分离。智库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研究公共政策,提供政策咨询意见;启迪民智、引导公众也是智库的重要职能。今后科研要具有前瞻性研究,本身就是要求决策、政策依托智库的知识储备。成为“高校资源共享与创新渠道再造”的智库,就必须为交通运输部负责的交通行业相关科研项目“两个端口”工作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交通运输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及政策和布局工作、从综合运输的思维谋划科技工作、交通运输行业产学研单位谋划科研项目由过去“主要立足于行业”向今后“更加面向国家战略”转变和由过去“主要突破工程个性技术”向今后“解决关键共性技术”转变、等等诸多方面,提供政策咨询意见,对科研单位给予启迪与引导,发挥智库作用。
2、国家科研重点专项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中“基础前沿”研究的引擎。
在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中,“基础前沿”的研究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优势所在。交通院(校)长委员会应与学会各个科研院所、专业委员会等会员单位协同创建成为国家科研重点专项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中“基础前沿”研究的引擎。
3、国家科研重点专项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中“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的板块。
今后,国家科研立项中的重点专项,在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中,“重大共性关键技术”是企业的科研优势所在。因此,我们要实现从基础研究、前瞻性研究、应用性研究的全创新链条上来思考和梳理科技需求,交通院(校)长委员会必须联合中国公路学会各个专业委员会,协同创建成为“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的板块,打造交通运输行业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为共同体的诸多协同创新联盟,进而提升我们“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的科研组织能力和水平。
4、科研成果转化、系统集成和产业化示范的平台。
在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中,“系统集成和产业化示范”则是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过去的共同弱项。交通院(校)长委员会与学会各个专业委员会应协同创建成为科研成果转化、系统集成和产业化示范的平台,探索建立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人才链+产业链+创新创业链紧密结合的长效机制,构建集学术能力、行政能力、服务能力于一身的学术组织经营团队,适应国家今后“企业出题、协同攻关、市场验收、政府补助”的科技立项与支持模式,最终实现科研成果转化、系统集成和产业化示范目标。
5、产学研单位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推进、共谋发展的联盟。
目前,山东交通学院是山东省唯一一所以培养道路交通、水上交通、航空交通、轨道交通专业人才为主的普通高等学校,设有22个二级院系和教学单位、55个本科专业、2个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以交通为特色的专业和学生都接近80%,涵盖文、理、工、经、管、法、艺7大学科门类和每一种交通运输方式的载运工具与装备、载运通道与设施、载运信息与控制、载运服务与保障、综合规划与管理5个集群;学校拥有5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高级职称人员472余人、博士262人、硕士611人;“十二五”以来,科研经费连年翻番并获省部级科研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计5项;目前在校本专科生、研究生接近21000人,生均教学仪器设备超过1万元,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培养交通运输行业一线需要的工程师和管理者。
今天论坛上演讲的其他交通院校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兄长,我校愿意在同一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上错位发展中,与其他交通院校、与交通运输企业和科研院所一起,共同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推进、共谋发展的联盟,以期实现现代科技与学科的融合,优化利用各个联盟单位资源和优势,探索学校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作等合作发展机制,协同创新,为区域经济发展、“四个交通”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
四、大学与科技创新之互动1、科学研究进入大学———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
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建标志着科学研究进入大学,德国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约100年的时间是德国大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德国成为当时世界的科学中心。
2、美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紧密结合———形成世界最强大的研究开发力量和世界科学中心。
美国一方面吸收德国大学最有价值的要素,并把这一原则应用到高层次教学与学习之中,使科学研究与研究生教育结合,从而在20世纪的大学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使科学研究与社会更紧密地结合,不断扩大其在国家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并越来越在国家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国家安全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发挥关键作用。20世纪30年代,研究型大学中的一部分教授、工程师已经开始和工业界、政府部门有过成功的科研合作,炼就了一批拥有企业家头脑的工程师、教授,其研究成果不仅显示了科学研究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和显要地位,同时有效地引导了学术职业的科研发展方向,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紧密结合,使美国形成了世界最强大的研究开发力量和世界科学中心。
3、中国大学引领科技创新需要体制机制创新。
一是要探索建立科技成果产业化、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高科技企业培育有机结合的新型协同创新模式,力促科技、人才、资本、信息、市场等创新要素深度有机结合,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衍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区域经济发展、“四个交通”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
二是要主动对接区域和行业重大需求,不断强化服务企业、服务区域、服务行业、服务国家战略的办学理念,努力优化对接经济转型升级的学科布局,积极构建促进创新发展的综合服务平台。要切实增强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全面提高高端科技成果转化的集聚度。要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重大成果产出,瞄准企业发展难题,促进专利成果转化。要精心打造协同创新三级体系,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为出发点,建立完善“国家—部省—学校”三级协同创新体系,着力构建服务企业、服务区域、服务行业、服务国家战略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多方位、全覆盖的服务体系。
三是要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学校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全面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要接地气———要面向学科发展前沿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着力解决好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将论文写在“工厂车间”。要讲协同———加强与企业、行业的深入联系,探索协同创新模式,通过战略协作、合作攻关、联合申报等,集中破解关系国计民生和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要重应用———高素质应用型和高技能人才的短缺是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需要继续破解的难题,学校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中注重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请企业参与人才培养,鼓励和支持教师将最新科研进展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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